冲突，妥协，认同？——十二音音乐在中国
（Conflict，compromise，acceptance？——Twelve-tone music in China）
主讲人：香港中文大学 张惠玲教授（Cheong Wai Ling）
主持：张巍教授
翻译：洪丁助理教授
综述：成果
国家人文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上海音乐学院高峰高原作曲理论课程团队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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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9日上午9时，上海音乐学院南221教室座无虚席，现任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教授、研究生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张惠玲教授为在场的师生进行了一场题为“冲突，妥协，认同？——十二音音乐在中国”的精彩讲座，该讲座由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研究生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张巍教授主持。
在讲座开始前，张巍教授首先对此次讲座进行了介绍。本次讲座既是国家人文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序列音乐技术的中国化研究”活动之一，同时也是上海音乐学院高峰高原作曲理论课程团队建设项目的讲座之一。张巍老师还谈到，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培养教学过程中，会不断引进各国的学者、专家、教授进入到上海音乐学院的课堂来为大家授课，同时也期许上海音乐学院的同学们能够好好利用这些开放的课堂资源充实自身的学识。
在过去几年中，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理论团队一直在进行跨国的课题研究，经过几年的准备，今年“序列音乐技术的中国化研究”课题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在本次课题项目中，很荣幸邀请到了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格西尼·施罗德教授（Gseine Schroder）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张惠玲教授（Cheong Wai Ling）参与，也感谢了两位教授在参与课题项目的同时，能够将最近相关的研究成果在上海音乐学院为大家进行学术讲座。在座的全体师生用热烈的掌声对两位教授的到来表示欢迎。
张惠玲教授首先感谢了张巍教授的邀请，然后从一场“争论”开始了此次讲座——1982年至1984年期间，苏夏与郑英烈在《人民音乐》上进行的有关于序列的激烈讨论。苏夏于1982年发表的《创新与探索》一文中引用了哈罗德·勋伯格（Harold C.Scheriberg）于1981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论文中对于整体序列进行批判的观点，来对序列音乐提出批评。随后郑英烈于1983年在《人民音乐》上发表了题为“‘序列音乐’的概念及其它——兼与苏夏同志商榷”的论文，从序列音乐定义的角度对苏夏的批评进行了回应，之后两人又在《人民音乐》上发文笔战了一回合。苏夏的两篇论文在第一篇中对于1930年以来的序列音乐进行了通篇否定，第二篇经过研究后对相关概念有所更改；郑英烈的两篇论文中对序列音乐持有更为开放的态度，并且反引了哈罗德·勋伯格的话“25年后整体序列音乐作曲家会后悔”进行发声：“25年后整体序列音乐作曲家不会后悔”。可以说这次笔战也一定程度上为之后序列音乐在中国的创作扫清了一些障碍。本次讲座以“接受理论”的角度出发，从这次笔战开始观察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的十二音音乐，材料以发表在《人民音乐》上的论文为主。
之后张惠玲教授介绍了中外十二音音乐的历史。西方从1920年代开始，以勋伯格、韦伯恩和贝尔格为代表，之后50、60年代透过斯特拉文斯基、巴比特等人继续发展，但是从70年代后开始式微。而中国则恰恰相反，从70年代末才开始进入序列音乐创作领域，这体现出了一种历史的错位。
张惠玲教授讲到国内早期对于十二音音乐的介绍是以柯政和于1927至1928年发表在《新乐潮》上的两篇文章为起点的，之后1934年青主（廖尚果）和1936年宋昌寿分别在《音乐杂志》以及《音乐教育》上以反对的角度对十二音音乐进行介绍。而姚锦新、江文也以及谭小麟等都在音乐学校内展开了十二音音乐的相关音乐实践活动。
随后张惠玲教授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之后音乐界对于十二音音乐的批判情况。1955年前苏联音乐家阿拉波夫在与国内作曲家的座谈会上对于十二音音乐提出批评的观点，1956年《人民音乐》发表了格·史涅尔孙题为《反对十二音体系》的文章。同年，汪毓和在《现代资产阶级反动音乐流派介绍》一文中，引用了亨德米特、奥涅格的观点，批评十二音技术的形式主义；同时从意识形态上又对自德彪西以来的音乐创作都进行了批判（包括了亨德米特与奥涅格）。四年之后，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十二音音乐的报告，明确了十二音技术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了生存的土壤。
张惠玲教授提出在了解了当时十二音音乐所面临的境况后，更加钦佩罗忠镕于1979年创作《涉江采芙蓉》的勇气。同时张惠玲教授提到了在研究中发现，对于十二音音乐的创作解禁是有所准备的。在意识形态上，1978年人民音乐复刊，发表了从恩格斯、列宁喜爱的音乐家角度介绍贝多芬的文章，重新开始介绍西方音乐。此后每隔一期发表一篇对于西方音乐的介绍，介绍的人物从贝多芬到舒伯特再到肖邦，之后对1936年姚文元发表的反德彪西言论进行了批评。1978年后，音乐院校开始组织学习毛泽东于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讲话》，并收集谈话，于1979年发表。1979年重提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讲话》中提出的“双百方针”中鼓励讨论、创作的观点，对于新音乐具有指导意义，为之后新音乐创作的意识形态进行了背书。在技术理论上，廖乃雄于1979年发表的《西方现代音乐初探》介绍了十二音音乐，并分析了勋伯格作品48《三首艺术歌曲》、贝尔格歌剧《沃采克》片段以及韦伯恩作品27《钢琴变奏曲》。他提出十二音只是一种技法，可以使用十二音技术产生各种声音，同时十二音技法的来源是传统复调中的倒影、逆行等手法。1980年钟子林发表《新维也纳乐派》一文，文中特别提出了十二音与调性相结合的手法，为十二音音乐创作指出了新方向。而在经过50、60年代对十二音音乐全盘否定之后，80年代的批判也采用了折衷的方法。1980年有着关于十二音音乐的一波讨论，高陆在《音乐作品的阶级性问题》中评论勋伯格《华沙幸存者》的内容具有人民性，但在技法上仍批评十二音；在徐源的《勋伯格与十二音作曲技法》文中提到，抛开技法与风格不谈，徐源赞扬了勋伯格敢于打破传统的勇气与精神；而1980年亚历山大·葛尔教授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授课中介绍了自德彪西以来的作曲家，并强调了勋伯格是一个“文化上的布尔什维克”。
然后张惠玲教授总结了中国音乐界对于十二音音乐的认同并进行十二音音乐创作的基础。张惠玲教授认为，首先，十二音音乐来自于传统技法，廖乃雄在他的论文中提出十二音音乐的某些技法在十六世纪牧歌以及巴赫的复调音乐中都有体现，张惠玲教授同时还举出了巴赫一首圣咏为例。其次，张惠玲教授分析十二音音乐在中国的创作经过了中国化的处理，强调了与无调性音乐的区别。最后，张惠玲教授提出十二音技术在当时是十分现代化的，当时国内音乐界认为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所以希望通过进行十二音音乐创作迎头赶上。此外张惠玲教授还指出十二音之所以能够于70年代末繁荣，原因在于文革之后，无论政治还是文化，都有警惕“左倾”思想的意识，即对于十二音音乐的所有批评都可以以反对“左倾”的名义挡回去。
张惠玲教授表示，在此次对于资料的研究分析后发现，中国现代音乐发展的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为现代音乐创作扫清了障碍。
随后师生围绕着此次讲座内容对张惠玲教授进行了提问。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音乐理论教授、现任“德语国家音乐理论协会”会长格西尼·施罗德教授（Gseine Schroder）首先对于中国序列音乐是否只关注音高而并没有对于整体序列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了疑问。张惠玲教授回应中国音乐界最初介绍十二音音乐是以新维也纳乐派为主，之后在90年代郑英烈等音乐理论家也对整体序列进行了介绍；而在音乐创作中，整体序列在中国十二音音乐创作中并未有更多的实践，张巍老师也补充解释了老一代作曲家使用序列技术进行实践创作更多，而年轻作曲家反而较少，序列音乐创作在教学训练上实践更多。之后学生提问：张惠玲教授如何看待郑英烈与苏夏的笔战？张惠玲教授回答道，这次的笔战开启了对于序列音乐相关的话题讨论，引起了年轻学者的思潮，同时也对于郑英烈在笔战中用理论进行平和的回应表示欣赏。
张巍教授对于讲座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诸多引入深思的问题：“什么导致了中国音乐界对于十二音音乐态度的转变？80、90年代是十二音音乐创作的高潮，之后为何逐渐式微？哪些人在十二音音乐创作过程中值得被深入关注？”。张巍教授期许学习研究音乐理论的同学们能够学到如何从众多资料中梳理出脉络，可以从任何的角度出发来观察现象，同时也指出了理论对于音乐创作是具有反哺性的，理论研究的思维能够发散到音乐创作中。思考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对于作曲理论的启发，不仅仅是音乐层次上的，同时也属于文化层次上的。
此次的讲座从一场“争论”出发，通过“接受理论”的角度来观察十二音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讲座不仅让我们了解了国内学术界在特定历史期间对于十二音音乐的思想动向，同时对其所产生的冲突，妥协以及认可等方面有所认知，也让我们思考和学习如何从众多资料中如“光谱”般识别出具有研究意义与价值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