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由首都北京传出的一声“惊雷”开始，中国的当代作曲家们，便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各地“茁壮成长”。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脚步日益加快，越来越多的视听资源与创作技法亦在冲击着音乐创作者们的感官与思维。时至今日，井喷式发展的理念与前所未有的选择困境并存——身处于拥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国度中，中国的作曲家们在历经了长时间的先锋派作曲风格“洗礼”之后，究竟采用何种方式才最能够显现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 是嫁接中国传统音乐的原始材料以提高作品自身的艺术感召力；还是在深度挖掘了本土音乐的特性之后汲取有益因子以形成作者独特的笔触；抑或是在只保留标题文字符号的中国特性的基础之上，完全采用个性化的音乐语汇为听者描绘只属于作者本人的中国印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此看来，中国精神的充分表达，的确是摆在当代本土作曲家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
面对这一问题，在2017年5月8日晚，七位师出或任教于上海音乐学院的当代中国作曲家，在“中国序曲——中国交响乐作品音乐会”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当晚，青年指挥家张亮率领上海爱乐乐团先后演绎了《中国序曲》（叶国辉，1998）、《纪念》（陈牧声，2011）、《唤凤》（秦文琛，1997）、《柔板》（沈叶，2015）、《情歌与船夫号子》（温德青，2010）、《红楼梦序曲》（盛宗亮，2016）和《启航》（选自交响组曲《海上丝路》，许舒亚，2016）七部作品。不得不说，这场音乐会除了向观众们展现了当代中国作曲家们精深的创作技巧与独特的艺术品格之外，也向世人宣告——中国音乐形式的多样统一性与内涵的深刻复杂性，完全可以凭借本土文化精神的“一体多面”去书写、锻造。
整场音乐会由管弦乐《中国序曲》拉开帷幕。当掌声渐息，聚光灯亮起，变奏于《义勇军进行曲》的主题以悲壮之姿迈入听众的世界。不同于国歌本来激昂慷慨的性格，叶国辉先生笔下的“中国巨人”更侧重于对苦难和曲折的观照。当弦乐与铜管相遇，如老者一般低吟的旋律质朴地言说着华夏百年的沧桑，不断发展的主题音调亦唤起了笔者对祖国沉痛过往的追思。随后，伴着音区的不断拓宽，此起彼伏的音浪如同百万雄师勇渡的大江一般，将听者们拉入到硝烟弥漫的征伐年代。在经历了壮怀激烈的“音响碰撞”与荡气回肠的“乐思交错”之后，气势雄浑的铜管与打击乐霍然间又将千里北国一派壮丽的山河呈现在听众面前。从最初的轻言诉说到尾声的放情讴歌，一幅万千平凡民众投身于祖国建设的百年历史长卷已跃然显现。这种音乐之外的无声叙事之所以能够让听者了然于胸，正得益于作曲家的高超笔法。
就在笔者仍然沉浸在祖国大好河山的秀丽风光时，两个低沉的长音又将在场的观众们唤回现实——陈牧声先生这部追忆已故导师的大提琴协奏曲《纪念》，开篇便是“一声叹息”。不同于《中国序曲》在已有的音乐素材上进行发展与再创，《纪念》一作完全是个人情感的切实写照。虽然当晚的节选演奏未能向听众们展现这部作品的全貌，但是所选乐章中所彰显出的浓烈个性已让人对这位备受瞩目的新一代中国作曲家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当曲首那一声长叹渲染开来，由不协和音程引出的弦乐声部相继登场。灵动的“水”与凝重的“墨”不期而遇，细腻的愁思便如宣纸上那一缕黛色的炊烟袅袅而去。然而旧愁方散，新绪频生，主奏大提琴与协奏乐队构成的四度对峙，宛如被盈盈一水阻隔的双星，在彼此的追逐、离散与耦合之间寻找着情感发泄的最终落脚点。曲罢，仍令人难忘那一声叹息。纵观全曲，作曲家虽然在写作技巧与配器选择上保留了西方的传统，但是当这种传统以中国人的细腻思绪为统帅，奉东方人的情感体验为圭臬时，在此基础之上所建构起来的浪漫意境已无疑是中式的了。
如果说，叶国辉先生的《中国序曲》与陈牧声先生的《纪念》分别是从国家意志的宏观层面与个体感怀的微观层面去书写中国精神的话，那么随后的四部作品，便是从传统文化的中观层面去极力呈现中国精神所蕴含的多样性。进一步地看，本场音乐会的前两部作品更多地是借用音乐这个“跳板”去展现当代中国作曲家的民族自豪感与个体独特性，而其后的四部作品则是采取一种“迂回战术”——用中国独特的文化去诠释音乐。简而言之，前者可谓是“以音乐抒情怀”，后者可说是“以文化写音乐”。
后一部分由秦文琛先生所作的《唤凤》一曲开始。长达二十多分钟的唢呐协奏曲的第一个乐句，便是用一声嘹亮的“唤凤”之音将听众带回了那个将“凤”视为庇佑的图腾崇拜时代。当这只雏凤的清声似欲划破一片混沌之时，嘈杂的鞭响与梆击又打断了它的呼喊。随后，民族管乐、弹拨乐、打击乐和弦乐相继加入，使得与之抗衡的独奏唢呐更具令人激赏的人格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乐队当中另外又加入了几支唢呐，作曲家显然意在突出唢呐与唢呐群之间浓烈的对比与呼应。由此，这只为百鸟所朝的火凤便被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出来，并在尾声的浩瀚音势中驶向了涅槃之路。笔者认为，本作所彰显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精神信仰的部分。秦文琛先生曾表示，该作的灵感来自于大型磨漆壁画《火中的凤凰》，而其中蕴含的真意，早已被由上古流传至今的神话深深镌刻——“神鸟凤与凰，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化为一体，鲜美异常不再死”—— 可见，其中所闪烁的崇高理念正与儒家孟子所提倡的“舍生取义”精神暗合，而正是因为秉持了这份坚定的信仰，智慧顽强的万千国人们才在前辈先贤的引导下砥砺前行，辟境拓土。
随后的两曲，将听者们的重心从丰茂的精神世界引向了多彩的物质世界。以二胡为主奏乐器的小品《柔板》，脱胎于二胡演奏家孙文明先生创作的独奏曲《夜静箫声》。二胡与大提琴之间的私语相映成趣，加之乐队这壶清活甘冽的泉水，以及指挥家与作曲家二人反复雕琢的乐本“容器”，正好佐以弥漫着月夜芬芳的涤烦子沏得一杯香茗，在二胡的柔情百转中一瞥闹市散去后的萧条。如此委婉动人的中式小曲，恰可看做是对中国文化中市井雅趣的代言。而温德青先生的《情歌与船夫号子》则一扫前曲阳春白雪的气息，代之以下里巴人的粗犷形象。这部改编自其钢琴独奏的管弦乐版本，一如既往地延续着温德青先生极具个性的情感表达方式。在笔者看来，全曲虽然在可听性上属于艰深晦涩的一类，但在情感刻画与情境临摹方面确是意趣横生。乐队齐声吟唱绥远那首豪迈悲切的民歌，却又常被突然闯入的音块打断，这正是黄土高地上别离之人在悲情长恸时引吭高歌时的写照。而当柔情的歌谣化为一声雄壮的虎啸之后，那在川江岸边逆流而上，彳亍前行的赌命船夫形象，亦呼之欲出。随之其后的《红楼梦序曲》由盛宗亮先生亲自上台指挥，浓墨重彩之间，精彩纷呈之余，向我们诉说了作曲家对中国文学经典的独到见地，令人感佩。
回味到此处我们不难发现，整场音乐会的曲目安排确是有意为之——安排描述了同一核心命题的不同侧面的曲目接连演奏，正是音乐会设计者的精心巧思——《唤凤》所尊奉的民族信仰、《柔板》所吟唱的市井情趣、《情歌与船夫号子》所雕琢的乡土风情以及《红楼梦序曲》所言说的文学品格——这些内容不恰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多面体现吗？作曲家们也正是将创作意旨聚焦于中国文化之上，才写下了这些形韵通汇的中国诗篇。
整场音乐会在《启航》的绚烂憧憬中迈入了尾声，而七位作曲家们对于中国精神与中国音乐之间的嫁接问题也道出了自己的见解——中国精神所包含的多元侧面正是当代作曲家们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不管是建立在宏观的国家意志之上，还是立足于微观的个人语汇之中，抑或乞借于芸芸浮生的文化传统之内，以华夏精神内核为“经”，以“一体多面”的文化细节为“纬”，中国当代的作曲家们，必能书写出一篇篇歌咏盛世的绝美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