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8年7月2日全天
地点：上海音乐学院中楼415教室
授课教师：上海音乐学院全职引进的德籍音乐理论家、作曲家莱因哈德?巴尔
课程内容：16世纪古典对位导论：I 16世纪音调体系 II 8种教会调式 III 8种旋律模式 IV 克劳苏拉（Clausula）/终止式(Cadenza)——协合音与非协和音帕莱斯特里纳分析
2018年7月2日，2017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人才培养项目进入第七个全天授课日，迎来了上海音乐学院全职引进的德籍音乐理论家、作曲家莱因哈德?巴尔教授（Reinhard Bahr）。身材高大、举止儒雅的巴尔教授是上音首位获得R字人才签证的外籍专家（获得R字种类签证是指符合上海外国高端人才A类标准条件人员，可获发5至10年有效、多次往返、每次停留180天的外国人才的种类签证）。今年三月始，巴尔教授为上音的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开设了《从佩罗坦到帕莱斯特里纳：12-16世纪欧洲对位法的发展——分析与写作》、《从通奏低音理论到维也纳古典风格》两门课程。这种较为长期的实地教学，不仅为上音学生打开国际化的研究视角，更为推动上音研究生的学科国际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巴尔教授此次授课区别于他日常的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而是选择开宗明义，从西方音乐理论著书立说云集的第一时期——16世纪著述的有关早期对位法的调式体系做了历史梳理。
首先巴尔教授为我们展示了中世纪音乐理论家规多（Guido 约997-1050）为便于学唱圣咏而设计的六声音阶体系。六声音阶的结构为全－全－半－全－全，并给予了每一个音一个唱名（UT-RE-MI-FA-SOL-LA）。从c、f、g开始可分别构成三种六声音阶（图2）。其中为了满足六声音阶的结构要求，建立在f音的六声音阶的Ｂ音必须降低（bb）。在追求协合听觉的年代，降B音的产生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以此区分自然音B“B durum硬Ｂ”与降Ｂ“b molle软Ｂ”）。无论是e-f，还是a- bb，半音无疑成为六声音阶的“灵魂”，它促使了后来变音理论的发展以及六声音阶体系的形成。在公元十七世纪七声音阶体系建立之前，欧洲音乐的音阶体系一直是六声音阶体系。
之后，巴尔教授介绍了中世纪的“旋律分类理论”——不同于我们今天理解的“调式”意义。公元9世纪，八种被称为“调式”（toni）的旋律模式被应用于格里高利圣咏(Glegorian chant)中。起初阶段，“调式”的区分并不明确。至公元10世纪，“收束音”（finalis）被提出，常见结束于d、e、f、g四种完善的调式——即第一（Protus）、第二(Deuterus )、第三(Tritus)和第四（Tetrardus）调式（分别是多利亚“Dorian”、弗利几亚“Phrygian”、利底亚“Lydian”、混合利底亚“Mixoplydian”），方式为这四个音各自支配一对调式，每对调式分为一个主要的，称为“正型”（authentic），另一个附属的，称为“副型”（Plagal）。正、副型共八种调式（图3）。正型调式按5:4各自划分两组音列，副型调式按4:5各自划分两组音列，并用全音符分割开两组音列——全音符被称作吟诵音“Tenor”，有些类似“属音”，但与我们理解的主音上方纯五度固定的主—属音关系不同，前者更为“灵活、自由”。由于B音的特殊性，会形成三全音，因此B音不能作为吟诵音存在，弗利几亚调式和副混合利底亚调式只能改为离B音最近的C音作为吟诵音。而副调式的吟诵音比对应的正调式吟诵音低三度。吟诵音在乐曲旋律发展中起到“中心音”的作用，它使得乐曲调式的分辨更加清晰。此外，巴尔教授对14世纪对位中较多出现的变化音级，即“伪音”（Musica ficta）做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图4、图5）。常出现在终止处的“伪音”，是旋律临时升高并以小二度上行结束（单重或双重旋律），这种新的终止式既带来新的音响，也对后来调性思维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为了深入理解上述8种教会调式，巴尔教授通过十首音乐片断举例分析，引导学生如何从旋律框架、收束音与吟诵音做切入点，进而明确8种教会调式的旋律模式。
课程的最后，巴尔教授以16世纪著名的法－佛兰德作曲家若斯坎（Josquin Des Pres，约1440-1521）的作品举例，详细分析了在若斯坎的经文歌中富于装饰性的复调旋律以及这个时期对位技术的变化。与同时期的作曲家帕莱斯特里纳不同的是，若斯坎更喜爱于歌词强烈的情感表达、旋律下行“四音列”呈现给听者的悲剧色彩、织体中三全音的安排以及终止式运用于结构清晰地表达，这些都代表了若斯坎音乐的创造性和丰富的想象力。
巴尔教授通过对西方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对位法技术的历史梳理，以格里高利圣咏为开端，为我们展现了从协和音程到不协和音程交替解决的广泛运用；从四音列逐渐扩展至六音列乃至到正、副调式交替的调式发展过程；从自然音到变化音；从有线记谱到有量记谱；从纵向音程续进到和弦续进；对位法在作曲家、音乐理论家不断地摸索与实践中由简到繁、慢慢走向成熟的全过程。实现对早期的音乐理论——尤其是对对位法的“补白”，不仅仅能够帮助我们对西方音乐理论发展脉络形成一个更为清晰地认知，更为重要的是，对理解20世纪基于“对位法”建构的申克分析理论与新黎曼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向性作用。
（撰稿：刘奇 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